原载于1984年5月29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李海燕、黄晔明

    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鲁迅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路。

    北京城天安门前的长安大街，笔直、壮阔，纽约闹市的华尔街，狭窄、繁华，安第斯山上的路，盘旋、崎岖；而江南乡间的小路呢，坎坷、泥泞……

    不同的路，标志着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产水平；不同的路，意味着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发展趋势。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宽敞得可以并排开过六部大卡车；燕翅式的“小太阳”街灯排列成行，分开上下道的街心绿岛，花木扶疏，十字路口的花坛和喷水池，花团锦簇、银珠溅落，路两旁不同造型的六七层楼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一幢高楼上用英文大书着南湖饭店，另一座建筑物上横标着英文的照相馆，几乎每一个挂中文大招牌的地方都配有英文。

    这是哪里的路？

    这是江西省德安县共青垦殖场的路。

    难怪去年美国一个旅游团到这里参观，几个客人惊异地发问：“这是农场，还是城市？”

    在地图上，它叫“共青垦殖场”，可是人们口头上却自豪地称它“共青城”。

    正当绿遍江南的时节，我们访问了这年轻的“城市”。

    我们惊异地发现，一个曾经是蒿草密布、荆棘丛生的血吸虫窝，竟然变成了富庶的鱼米之乡；一个曾经只有两户人家的穷乡僻壤，竟然有来自十九个省市的五千多口人，出现了羽绒厂、板鸭厂、机械厂、发电厂、建材厂、包装厂、饮料酒厂、酒精厂、淀粉厂……人均工农业产值比省会南昌高三倍，比江西全省高十六倍半。

    我们还惊异地发现，这里商店、饮食店、影剧院、溜冰场、公园、医院、幼儿园一个比一个漂亮，这里百分之七十的男青年有西装，女青年衣着入时，追得上大上海。

    我们听说，一九六九年以来国家给这里投资共二十万六千元，而这里交给国家的利税却达两千多万，产出是投入的一百倍！

    我们看到，眼前的这条路上有瘦肉型猪运往香港，有板鸭运往东南亚，有羽绒衣运往欧、美、日、澳等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几千名国内外客商来洽谈贸易！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一条什么路？

    路在哪里

    一九五五年春天。

    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的办公室。

    穿着黑呢子中山装的陈毅市长，靠在沙发上，兴味盎然地倾听着一个瘦瘦的男青年的慷慨陈词：

    “周总理在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我们国家耕地不足，应该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我们要让十五亿亩荒地醒过来。我们仔仔细细想过了，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国家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去边疆开荒！一万人开到边疆去垦荒，几年以后就是一座新城！毛主席说，我们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这就是一件！”

    讲话的青年叫陈家楼。他父母都是工人，本人读到高中二年级后失学，一直是街道积极分子，被选为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执委、全国青联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为了要求组织上海青年去垦荒，他串连了十几个青年给陈毅市长写了血书。

    陈毅被新一代青年的爱国之心打动了，问了他们一些具体想法和情况，满面慈爱地说：“我马上要到中央去工作了。本来没时间见你们了。可是，看见你们决心这么大，还是被你们感动了。你们不依赖国家救济，要为我们挑担子。我陈毅听了很高兴！我要赞扬你们！我到北京去，一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

    半年之后，北京青年垦荒队率先到黑龙江去了，接着十六个省市的一支又一支青年垦荒队到边疆去了。上海的青年再也坐不住、等不得了。陈家楼和另外四个青年联名在全市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去垦荒的倡议。一时间，报名的青年一万多。经过严格的挑选，组成了第一支九十八人的垦荒队。

    以二十五岁的市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农业社女社长周文英为队长的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打着团市委赠送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红旗，唱着《垦荒队员之歌》，奔向庐山脚下、鄱阳湖畔的德安县九仙岭。

    沉睡千年的土地惊醒了。烈火烧荒的燃爆声，劳动号子的呼喊声，垦荒队员追逐跳跃的欢歌声，汇成了一支壮美的交响曲，伴着这旋律跳动的是青年人一颗颗火热的心。

    原来憧憬着开上“康拜因”奔驰在麦浪里，可这里连手扶拖拉机也开不进来。开荒全凭抡七八斤重的大锄头，一锄刨下去，那红壤上最多有个三四寸深的道道。青年们可毫不叫苦，每天“从鸡叫到鬼叫”拼命地干，还比赛看谁手上打的“光荣泡”多！

    住的简易茅棚是自己搭的。一到晚上，呼呼的北风一股劲往里灌，早上醒来，被子上一层白霜。黑夜里，虎叫狼嚎彼伏此起，觉得地都发颤。青年们并未谈虎色变，反倒觉得颇富于传奇色彩，常常是夜半三更，仍在齐声高歌以壮声色！

    满身的汗水，整日的劳累，一到晚上，大家围着烧旺的篝火，唱呀，跳呀，就全都不见了，又是满身的轻松，憋足的干劲。创业者是不怕苦的！

    凭着对祖国的赤诚，凭着对垦荒事业的真情，凭着年轻人的干劲，垦荒队当年就开出了三百多亩荒地。

    年复一年，春秋更易，不用人拉犁了，有了牛；不再住简易茅棚，有了瓦屋宿舍；随着干部上山下乡创办垦殖场，向荒山湖洲进军，共青社迁到金湖改名共青垦殖场，又开出了几千亩良田……

    但是，除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除了勉强维持温饱的经济，这里任何奇迹也没有发生！

    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受国营农场框框的束缚，资源优势没有变成经济优势；劳力充足，潜力却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弄得青年垦荒队一会被合并，一会儿又被搬迁。人们的热情渐渐消退了，一批一批的垦荒人含着热泪离开了，留下无限的依恋和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临行前，他们共同的结论是，除此没有别的路可走！

    真的没有路？

    创业，而没有创新，那创业便没有生气。建设，而不搞改革，那建设必定没有出路。

    还是有人留下来了。他们不相信没有路。他们坚持要找到通往理想的路，通往幸福的路！其中包括那个陈家楼。他因为批评乡里挪用垦荒队的资金，被打成了右派，开除了党籍．县里处分决定说，他可以回上海。然而，陈家楼不走。他说，我要用留下来的行动证明，我们不是图个人的任何东西，我们是为建设共和国来的！

    创业，有欢乐，也有痛苦，包括有被误解的委屈。真正的创业者，要敢于面对痛苦和委屈，顶着风雨继续走！

    路是逼出来的

    一九六九年七月，共青垦殖场最后一次分家、迁徙，好不容易积攒下的一点家底，被无偿地划给了当地公社。他们只分到了两台旧拖拉机和一把宰鸭刀、九只大木桶的板鸭厂。

    共青人是含着眼泪搬迁的。那时候，江西有人正攻击“垦殖场”是“啃吃场”，如果不搬迁就要强令解散。

    慨叹是弱者的习气，行动是强者的性格。板鸭厂的团支部书记蒋仲平组织团员和青年成立了突击队，驾着自扎的木排和小船，十个昼夜，顶风战浪，完成了搬迁任务。可是，正准备重新盖板鸭厂的当口，洪水决堤，一夜之间南湖变成了汪洋，将他们千辛万苦拆运来的三万块砖瓦吞没了。

    垦殖场当时张着七百张嘴，没有一点收入。但他们有鸭子，如果能加工成板鸭卖掉，还能给大家换回些糊口钱来。可是，坐等水退，非误了腊板鸭的季节。

    捞！蒋仲平带头扎进了水里。几十名突击队员也跟着跳下水去，就这样硬是从洪水里捞起了三万块砖瓦。

    终于抢在腊鸭季节之前盖好了厂房，终于生产出了十一万只板鸭，出口香港九万只，盈利九万多元。

    背水一战赚的九万元，救活了全场，引起了人们认真的思索。人们回想“共青”在磨难中走过的每一步，回想当年胡耀邦同志看望垦荒队时的情形--

    那是垦荒队员到江西的第四十天，胡耀邦同志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来看望大家。他看了垦荒队开的荒地、住的茅棚，询问了队员们的生活，同大家一道吃了稀饭、炒黄豆，还用山竹夹着棉花，题下了“共青社”三个大字。耀邦同志问大家住这样的茅棚习惯不习惯，大家回答：习惯。还有人回答，我们愿意永远住下去。耀邦同志立即连连摆手表示反对，他说：“茅棚只能三岁，可不能万岁！你们将来要建设得象在上海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才行！”他又拉着队员打满了血泡的手说：“现在中国还很贫穷落后，我们面前还有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我们还没闯过去！但我们一定要闯过去！

    第一批志愿参加垦荒队的周承立，一九五七年冬天，在农场从九仙岭往金湖搬迁的时候，一头挑着办公桌，一头挑着按规邦题字镌刻的每个一人高的“共青社”三个木头大字，走了十六、七里。那时候望着“共青社”三个大字，他想过，愚昧和贫穷的两条河，什么时候能闯过去？十年动乱开始，他把当年团上海市委赠送的那面红旗缝在棉大衣里，穿在身上。那时候，抚摸着大衣，他想过，愚昧和贫穷什么时候能闯过？现在，当卖板鸭的九万块钱救活了全场的时候，当他带着机耕队又一次开荒抢种了几百亩晚稻之后，他又在想，我们苦没少吃，劲没少使，可为什么一直闯不过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

    领头捞砖的蒋仲平也在想。一九五九年安徽家乡闹灾荒，奶奶去世，他送妹妹到共青垦殖场找母亲和继父。两个老人不肯放他回去，就此随一辈子放鸭的继父留在了农业大队。他是做板鸭的“头刀师傅”，一分钟可以杀三百八十只，比最高记录只差六只。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不能不想，为什么鸭子腊一下做成板鸭能赚大钱，可为什么有人还说“鸭子吃了人的口粮”不让养？只抓单一农业，不搞多种经营，这难道不是一种愚昧？难道不是甘愿受穷？不，一定要闯过这两条大河，路是逼出来的！

    路，的确是逼出来的。

    正当共青人刚刚缓过一口气来的时候，一九七O年春天，上级又派人来宣布：共青垦殖场解散，工资口粮一律不发，职工可以投亲靠友、自谋生路。

    有什么理由？就是垦殖场赔钱，再办赔得更多！

    共青人被逼上了绝路。

    真的解散吗？老垦荒队员想起了当年的血书，想起了胡耀邦同志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来慰问时的嘱托。解散？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待，怎么对得住自己当年的誓言？

    投亲靠友吗？老垦荒队员于维忠，当年父亲病故，没有回上海去顶替工作，反倒把上海的老屋一百块钱卖掉，把母亲和两个弟弟接到垦殖场落户。如今，去哪里投亲靠友？！

    自谋生路？

    对，有山，有水，有田，有几百双手，哪就能绝了生路！与其各奔东西自谋出路，何如大家一起共谋生路！

    共青人开了三天三夜会，一致决定，共青垦殖场的牌子坚持扛下去：上面不承认，我们自己承认！

    真正的创业者，从来不会给自己留下退路，相反，倒往往是在风雨交加的绝路里逼出生路来！

    青春铺路

    历史的思索，每每需要时间。必然的结果，往往寓于偶然。板鸭厂换回来的几万元，让共青人尝到了甜头，却还没有让他们得到必要的结论。荒芜的湖洲上在继续开垦水田，板鸭在继续生产，而单搞农业生产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一个偶然的契机，使这一切发生了突变。那就是宰鸭子时拔下来的又臭又脏的鸭毛，那烧掉可借、卖掉太贱的鸭毛！

    一个下放干部，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文工团员，曾经得到过一个战利品睡袋。他指着那到处堆满了的鸭毛发表感慨：“这鸭毛，可以做成鸭绒睡袋，又轻又暖，睡在冰天雪地里也冷不着！那可是个贵重东西哩！”

    已经当上板鸭厂厂长的蒋仲平听了心里一亮：不就是用个布袋往里边装鸭毛吗？我们也能干！

    创新者和改革家往往首先是个幻想家。其实，把又臭又脏的鸭毛加工成干干净净的鸭绒并不简单。那在工业生产上是一整套分毛设备。幸好，史无前例的运动把一个五十年代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的技术干部端木家榕抛到了“共青”。一个来月的日夜奋战，端木出图纸，蒋仲平率领的青年突击队出力气，一套以木代铁的分毛设备制造了出来。

    可是，还没有洗毛机。共青人就用蚊帐布包着羽毛，站在刺骨的鄱阳河里一把一把地洗。

    没有烘干机。共青人就把洗好的羽绒放在铁锅的铁丝篦子上用炭火烘干。

    没有缝纫机。共青人把自家的缝纫机搬来，一下就是十二台。布也没有，共青人你三尺、他五尺凑起布票。

    就这样，他们制造出了第一批鸭绒背心。南昌市百货公司一下子订货三千件，并拨给了他们相应数量的布匹。

    就这样，他们的板鸭厂正式一分为二，分出一个羽绒制品厂。第二年，他们的鸭绒背心在广交会上一展出，立即受到加拿大客户的重视，一次订货七百件。

    送广交会的样品，是从上海、苏州、杭州商店里买来的绸缎零头做的。现在要成批交货，面料要跟样品分毫不差，这又难坏了共青人―到哪儿去找那么多同样的绸缎零头？

    一步一个难题，道路真是艰难极了。然而，共青人却从中看到了希望与前景。他们一扫沉闷的空气，拼搏上阵了！七百件外销鸭绒背心按时交了货，以后生意越做越大。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开始了第一次盈利，虽然才只有一千元！

    羽绒厂的发展，使共青人大开脑筋：靠板鸭起家，靠羽毛发家，要把自然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就得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改革，虽然艰难，却光明在前！

    他们又相继办起香槟酒厂、淀粉厂、纸箱厂……到一九七八年，全场工农业总产值达一千五百五十四万元，农业产值只占一百万元。上缴利税一百零三万元，全靠的工业收入。

    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把农业生产上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吸引了过来。一九六九年加工板鸭赚那九万块钱的时候，只有七十八人干工业，到一九七八年，从事工业的职工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七人！

    然而，在“左”的思想乌云笼罩天空的时候，嫌富爱贫是正道。共青人的所作所为，招来了种种风雨：

    上级派人来了，谈话呀，查账呀，场部盖的办公大楼被勒令停工，羽绒厂买个电焊机也不准，连全国知青会议通知共青人派个代表参加也得由工作组去请示地委再定……

    习惯的岩石可以压碎改革者的身躯，然而，改革者却不借用自己青春的火焰烧熔习惯的岩石，铺出一条新路！

    已经担任了共青垦殖场党委副书记兼场长的蒋仲平，气得用拳头往墙上擂，用手揪自己的头发。他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边，写下十二个大字：“创业光荣，守业无能，败业可耻。”他和一块闯路子的伙伴骑自行车跑到“共青”的山头上，望着“共青”的景色，心潮起伏：路，为什么这么坎坷？

    改革之路挡不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胡耀邦同志又一次为他们题写了场名“共青垦殖场”。不久，三中全会的新政策传来了，一下子拨开了历史的迷雾，照亮了共青人的心头。

    锐意创新、立志改革的共青人，顿时觉得被捆住的手脚松了绑，他们欣喜若狂。蒋仲平跑到全场职工大会上，放开高喉咙大嗓，慷慨激昂：“对党中央的路线、政策，我们从心底里叫好！我们盼了二十多年，才盼到这么好的政策！同志们，放开胆子，甩开膀子，干哪！”

    他们规定：各级干部都有一年试用期，随时可以任免，不搞终身制。

    他们规定：工人实行按基本工资规定生产定额、超定额按件奖励的工资制度，打破“大锅饭”。

    他们规定：招工实行合同工制，同工同酬，但表现不好，随时可以辞退，打破“铁饭碗”。

    他们规定：招聘外地专门人才，实行优厚待遇，包括安排全家人的工作、给一座别墅式的院落。

    这样做，有人跳脚，有人骂娘。可是，跳脚和咒骂毕竟遮不断改革的路！

    一九八一年的一次交易会上，一个外商一下子向共青场订购了七万条羽绒被，却不按惯例要一斤或二斤重，而是要五斤重！再一了解，这个外商向我国各口岸分头在订，总共订了三十万条！这样的被子，七条沟道严严实实塞满羽毛，象个大包袱！羽绒厂的厂长戚善宏，察觉到这里暗藏机关，马上打电话请在国外考察羽绒生产的蒋仲平提前回国。蒋仲平在国外也已经发现号称仓储为零才是好企业的那个国家，羽绒仓库却满得不能再满。囤积羽绒是为了制成羽绒衣倾销。他俩预感到国际市场羽绒制品将会出现激烈竞争，而他们却百分之九十五是外销。于是，他们毅然决定在保住外销的同时，要打开内销市场。他们雄心勃勃地提出口号：“面向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挤进上海。”当时已是十月，为了尽快占领国内冬季市场，他们组织了四十多人的推销队伍，奔向全国各地。他们以出厂价提供产品，请各商店代销、试销、半经销、经销，不惜承担一千万元货款的预垫，还白交七元利息。结果，不到一个月，全国二十中城市的五十多家商店设立了共青羽绒柜。为了保证按期交货，铁路办手续来他们不惜开卡车送到万里之外，尽管运十倍！当年，他们羽绒制品国内成交额增加三倍，第二年，在外销占全国十分同时，内销又占了全国羽绒制品销也总分之一，一举打开了国内市场！

    他们不只是实干家，而且是新型白家。他们雄心勃勃：

    --羽绒制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的车间。一九八二年，他们盖成了高二 有宾馆外貌的七层大楼。大楼前厅，有的立柱，流光四射的玻璃吊灯，五彩缤砖墙面和假山亭阁，一派金碧辉煌。两部客货两用电梯上下升降．每一层楼就一个宽敞明亮 间，八百台电动缝纫机排列整齐，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厂。

    --江西不产葡萄酒，每年要调进六千多吨。一九（*）年，他们着手兴建目前江南最大的低度饮料酒厂，一九（*）底全部竣工投产，可以年产万吨葡萄酒和啤酒。为此先与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签订了葡萄栽培技术合作协 行“北葡南移”试验。

    --他们又着手规划城镇建设，把不同功能的单位不同的地区，把全城的道路建成网络，把市政建设同生产步进行。他们讲求街道工程的群体美，统筹各单位建筑的朝向、设计和色调，使街道建筑既协调又富于变化。他 了江西全省最大的青年之家，那里既有中国古典凉亭，洲小楼尖顶，还有苏州园林式的通幽曲径。他们兴建的电门面外墙通体大玻璃，一千四百个座位一律软靠椅。他使人均居住面积达到十二点八平方米，又在兴建旅馆式宿舍，修建包括展览厅、咖啡厅、舞厅的十三层高级宾馆。

    改革者的路固然挡不住，但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非难，乃至伤人的流言--

    有人摇头：一座工厂车间大楼，有必要搞得那样漂亮，搞这么大的羽绒车间，万一将来原料供不上怎么办？

    有人摆手：花几万块钱和北京植物园搞合作值得吗？干吊老白酒不是一样卖钱？

    有人反对：乡村农场，搞得那么洋气，象什么样子，都没有那么阔气的电影院，全省都没有那么高级的青年 冒这个尖，想干什么？

    妥协吗？退缩吗？不！以改革为己任的共青人顶得住。

    共青人说：我们的羽绒厂已经是外贸基地，要对外引力，除了产品质量、生产能力之外，工厂的外貌也是 大包装，应该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今天搞羽绒服，明天可以搞其他服装，人总是要穿衣服的，市场广阔得很！

    共青人说：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喝低度饮料酒的也越来越多。事情要用发展的眼光。共青人说：耀邦同志当年说过，茅棚只能三岁，不能万岁。人们总想往城市跑，主要是农村生活条件差。如果农村建设（*）人们何必往城市跑？共产主义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

    共青人“扶住农门，跳出 甩开膀子在干！他们的领头，平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商不活。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走出一条农工商综合经营、城乡经济促进的道路！”

    通往未来的路

    改革总是面向着未来的。是属于青年的。

    未来，在共青人的心目中 虚无的幻影，而是已经初露端倪 事实。蒋仲平在共青城富丽堂皇的宾馆里，指着桔黄色的沙发、色的地毯、造型优美的枝型吊 以及彩电、空调，神情激动地 “我对有的老同志说，你们当年穿草鞋、吃小米、扛枪闹革命精神是要代代相传，可你要是叫我现在天天背着小米、穿着 步行去南昌、去北京，人家不说我发疯了？现代化的事业我们这一代做起！我们的事业要不断发展。我们第一个拳头产品是板鸭，第二个拳头产品是羽绒制品；但是，我们还准（*）三个拳头产品低度饮料酒，第四个拳头瘦肉型猪、牛（*）品……“这都已经在开始干。我们要把共青场围绕吃、喝、穿（*）办成食品加工、服装加工基地。这就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 和设备，象软包装线、食品卫生技术、饮料罐装设备。下（*）我们就要安微型电脑储存器，参加世界信息网，把全世界有 信息掌握住。我们是干今天，看明天！

    干今天，搞改革，不是发表漂亮的演说，它要做许多琐碎、卑微、麻烦的事情。共青新一代懂得这一点。金德 设计科公认的巧手姑娘，设计的款式成交率高，被提拔为 长。她外出看见谁穿了件样式好的衣服，总要尾随勾张草图（*），别人设计出了好样式，她总要搜集来借鉴。三年时间，她 看的资料有八大本。

    象这样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的青年骨干，在共青垦殖场比比皆是。全场中层干部三分之二是青年。羽绒厂一百二十名班组长，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占百分之七十四，科长、车间主任里占百分之八十。占职工百分之七十的青年，活跃在共青 的每一个岗位上。他们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一代。为了今年四月十五日在共青城举办羽绒服装展销会，统统是青年人 设计科，一个月之内就拿出九十个新样品，平均每人三天拿出 个。十几名男女青年组成羽绒服装表演队，在二十八个省市五十多个城市的几百名客商面前，从容大方地展示他们服装 风姿。几天工夫，就订出三百多个品种的羽绒服一百万件。

    看明天，他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一切，他们看到了自已的不足。为此，共青城里两代改革家都在学习。羽绒 三十五岁的副厂长宋广伦，曾经照杂志上背心样子裁剪了第（*）批出口羽绒背心，立了大功，如今在加紧学习经营管理和设计 务。她说：“我不做‘万金油’干部，没颜色。”现在三十九岁 蒋仲平也在学。这个五十年代的高中生，为了考农业经济师，白天上班，晚上让妻子把他反锁在房间里，挑灯夜读。拼了一多天，他红着一双眼睛进了考场，凭成绩拿到了经济师的头衔，（*）共青新一代面对动乱留下的可怕的知识空白，奋起直追。他说：父兄那一代主要拼了体力，我们还得拼学识呀，不学习 不行！整个共青城里的年轻人，一面在干，一面都在学。培训班、专业讲座、业余学校，一到夜晚，全都灯火通明。

    共青人，近三十年来走过的是一条创业者的路，改革者的 路，一条风风雨雨没断过的路。他们的苦恼和欢乐，都和我们的共和国息息相通。他们总是奋然前行，终于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路。

    我们结束采访时，几场春雨滋润，几阵春风抚拂，共青 已是满目翠绿，花香蝶舞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共青之路，又一次引起我们的思索：什么样的人面前才有路？

    （注：*为部分文字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