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波浩淼的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在它曲曲弯弯的湖滩岸边有一颗璀璨的明珠，这就是通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起来的共青城。共青城，一个响亮、充满朝气的名字，一块一代热血青年为之奋斗的热土，一面共青团中央、全国农垦战线高高飘扬的旗帜!共青城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有志青年不畏困难，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历史!而这个领头人就是蒋仲平。
　　蒋仲平，1944年12月出生，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孙巷村人。1955年，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后移居江西，奶奶终日流泪双眼失明，两个妹妹只有依偎在这个年仅15岁的哥哥身边。当时，蒋仲平还在含山中学读书，放暑假期间回家看望年迈的奶奶和妹妹，奶奶紧紧地拉住他的手说：“孩子，你快送妹妹去江西你母亲那里，不要管我了，村上的亲友们会照顾好我的，只要你们好好的，我就安心了。”就这样，蒋仲平含泪告别了奶奶，提着包袱，领着年幼的妹妹踏上了江西这块红土地，在当时的德安县南湖畜牧场参加了工作。一开始，他随继父赶着鸭群在鄱阳湖上飘荡，风里来雨里去，饱一餐饿一顿倒也磨炼出一副钢筋铁骨。后来，他很快就担任了分厂的文书工作，半年后，场里又派他回安徽学习炕坊技术。于是，他到了无为县城西门投师学艺，一年后很快就掌握了炕坊技术，对于刚出壳的小鸭，他用手一捏就能分辨公母。带着技术和两手空空的腰包，他又回到了南湖，期间蒋仲平下湖捕过鱼，干过出纳、会计，当过林业队苗圃技术员和林业队长，1964年场里派他带队到九江外贸学习板鸭加工技术回来后就做起了头刀师傅。
　　1955年10月，国庆的灿烂焰火还在黄浦江上空升腾绽放，98名上海知青组成了青年垦荒队，举着上海团市委赠送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旗帜，从繁华喧闹的大上海来到荒凉的鄱阳湖畔的九仙岭下。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上海检查工作时听说有这样一支垦荒队，于是辗转千里专程赶来看望他们。这一天正是这支热血青年来后的第39天。当胡耀邦和垦荒队员们共进晚餐时，只有稀饭和黑泥豆，由于用竹筷夹不起黑泥豆，胡耀邦干脆放下筷子，伸手抓起来，大家说着笑着。饭后有人提出请他给垦荒队取个名字，胡耀邦说那就叫“共青社”吧。大家赶忙找来白纸，却没有毛笔，有人在竹筷前头绑团药棉送到胡耀邦面前，他就用这支特殊的笔写下了“共青社”三个大字。他还在许多垦荒队员日记本上题词勉励。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收到垦荒队员的生产计划修改报告，他立即写了回信，并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书籍、二胡、锁呐、篮球和一只闹钟寄给垦荒队员。
　　然而，1957年上级指示共青社与德安农场合并，从九仙岭迁往金湖。领导找到当时共青社的负责人周承立说：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周承立伤感地说：没有。只是希望在命名新场时，把“共青”二字加进去。于是德安共青垦殖场应运而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同志被“打倒”，有人说共青社是胡耀邦树的黑典型。1969年7月，有关部门下令场社分家，老场让给了当地的金湖公社，共青社分出来搬迁到更加荒凉偏僻的南湖。十几年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家底大部分被无偿划拨给了金湖公社，共青社只分到几台破旧的拖拉机和板鸭生产加工设备，还有“共青社”的铁皮牌子。这一分，意味着共青人怀着一颗火热的心艰苦创业十几年，到头来一事无成，两手空空，又回到初创时期的困境。许多垦荒人含泪离去，留下无限的依恋和未酬的壮志。但仍有700多名不愿离开的共青人划着小船和木排，带着分到的一丁点家当来到凄凉的南湖。
　　南湖，七八个黄土包，八九片湖滩地，血吸虫肆虐，荒滩上只有3幢破瓦屋，可怜连“共青社”的铁皮牌子都没地方挂，只有钉在电线杆上。当时蒋仲平是板鸭厂厂长，分到的板鸭加工设备成了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蒋仲平和大伙商议决定先把板鸭厂办起来。
　　这是1967年的7月正是雨季，整个南湖都在洪泛淹没之中，风啸啸、雨嗖嗖，洪水中漂浮着树根、死猪，七八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就象翻沉的船底在风浪中摇晃。700多人一趟又一趟，辛辛苦苦把分家拆运过来的3万块砖瓦堆在工地上，准备建造板鸭厂厂房，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夜洪水将砖瓦全部吞没，许多人心彻底凉了。有人要出走另谋生路，蒋仲平苦口婆心劝说大伙留下，他坚定地说只要板鸭厂能赶在10月杀鸭季节之前重建完成，就有活路!他带领大家跳入水中，硬是将一块块砖，一片片瓦从水底捞上来。9月份板鸭厂盖起来了，10月份准时开刀杀鸭。当年，他们加工了11万只腊味板鸭，出口香港9万只，盈利9万元。蒋仲平首先将欠发职工已经3个月的工资全部兑现，稳住了人心，全场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也让大伙看到了一线生存的希望。
　　正当共青人刚刚缓过一口气，1970年春天，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上级又派人来宣布：共青垦殖场要下马，工资口粮一律不发，职工可以投亲靠友，自谋生路，也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蒋仲平和大伙开了两天三夜会，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我们不散!耀邦同志树起来的旗帜一定要扛下去!
　　板鸭厂成功了，但几万斤鸭毛白白浪费了，如果把鸭绒制成衣服，那利润就更高了。蒋仲平心里谋划着一个更大的战略决策，他向总场提出利用鸭毛生产鸭绒制品的建议。经总场同意，蒋仲平放下板鸭厂头刀师傅的工作，和下放干部端木家荣来到长沙羽绒厂考察学习。当时建个象样的羽绒厂要上百万元的投资，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有人犹豫动摇，有人怕羽绒厂不但办不起来反而殃及板鸭厂。蒋仲平鼓励大家说：“干事业不可能没有困难，改变命运只有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干。”筹建羽绒厂的担子在争论中自然落在他这位“主干派”肩上。没有资金购买木料钢材，蒋仲平决定土法上马。他听说拓林水库有不少废旧钢材要处理，便立即带人赶到水库，花了不到300元买回一卡车废旧钢材。大年三十的夜晚，万家团圆的时刻，蒋仲平还带领他的伙伴们在建筑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妻子周仙兰说他不仅把家忘了，把过年也忘了。就这样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了30天，在黄土坡上竖起了“小炮楼”——一幢两层楼高的鸭绒加工车间，并立即开始进行分毛和水洗生产。他们又筹资2000元招收了27名女职工，每人自带缝纫机开始试制羽绒制品。共青的支柱产业——羽绒工业由此发端。
　　当时处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布怎么做衣服?他们给上级打报告申请批给布匹计划，但批下来的只有两个冰冷的字：没有。于是蒋仲平发动大家凑了几十丈人口布票，派人去南昌买布。谁知派去的采购员还没到南昌，在车上布票就被小偷扒了，只好哭着跑回来。大家一咬牙，再凑，终于加工出湖蓝府绸鸭绒背心100多件。蒋仲平将产品送到德安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展销宣传，请县社干部试穿，只收成本费，竟然引起轰动。此后，蒋仲平又把鸭绒背心样品送到江西省百货公司验审，省百货公司认可产品后，开始免除指标，拨给他们生产所需的布料。蒋仲平很快又组织生产出第一批内销鸭绒背心3000件，立刻销售一空。第二年他们带着生产的羽绒背心参加了春季广交会，加拿大客商一次订货750件，当年秋季广交会上外商又订了1500件羽绒背心。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准备大干一场时，1973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袭击了垦殖场，不仅刮倒了7幢仓库，1幢车间，4幢宿舍，还有700多件准备出口的鸭绒背心、30000多件内销鸭绒背心，以及大批布料被暴雨淋湿，基本报废。共青人前进的每一步总是与艰难、困苦、磨难相伴相随，但共青人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作为武器，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飓风过后，共青人擦去眼角的泪水，重建家园，并且将羽绒厂从板鸭厂分离出来，另立门户，向着做大做强的目标迈进。
　　蒋仲平带人到处跑码头，闯市场，与广东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建立了协作关系，为其来料加工羽毛和水洗绒，年加工量达到3000吨。羽绒原料的加工带动了出口羽绒制品的生产，上海、江西、福建、广东畜产公司纷纷向他们订货，到1979年，他们年产羽绒制品已达62.83万件，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羽绒工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秋，团的十大召开前夕，团中央两位同志到江西考察，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特意嘱托他们专程到共青社看看。蒋仲平当时任共青垦殖场党委副书记、场长，他汇报了共青的创业历程。团中央的同志亲眼看到共青社经历“文革”浩劫，不仅没有垮，而且欣欣向荣，深受感动。他们动情地说：耀邦同志一直十分关心共青社，请你们立即向耀邦同志写信汇报这里的发展情况。蒋仲平听后激动不已，立即派两位同志专程赴京将报告呈送到胡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手中。胡耀邦看信后十分高兴，称赞说：共青社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发展得这么快，真是个奇迹，你们真不容易。并当即接受请求，第二次为共青题写了场名——“共青垦殖场”。题词带回到场部，全场振奋，大家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使得共青人干劲倍增。1982年5月，垦殖场党委书记、场长蒋仲平任团长，带领其他4位同志组成中国土畜产羽绒产品考察团赴日本三仓贸易株式会社，考察学习羽绒加工和羽绒制品生产技术。在日本考察了40天，参观了8家羽绒厂。回来时，他的皮箱里装满了各种羽绒技术资料，却没有带一件紧俏的日本电器。这一年的11月，造价213万元，高达7层，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羽绒制品大楼竣工，生产能力达到一天能加工3000件羽绒服装，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羽绒厂。
　　蒋仲平十分重视产品销售，当国内羽绒市场刚起步时他主攻外贸，而当国内市场逐渐热起来之际，他立即转变为既抓外销又重视内销，实行“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并提出“面向三北(华北、东北、西北)，挤进上海”的方针，相继在上海、西安、哈尔滨等地举办羽绒制品博览会。在上海南京路上，前来购买羽绒服、羽绒被的顾客排起了长龙，日销售额10多万元；在西安，顾客挤破了柜台，出现抢购风潮；在沈阳，百货公司干脆专门腾出二楼大厅专销鸭鸭羽绒服，仍然人如潮涌，各地要货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蒋仲平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羽绒服热”。其注册商标“鸭鸭”牌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1983年开始，他们每年在场内举办一届羽绒制品的交易订货会，第一届订货额1800万元，到1987年，订货额就突破了1个亿。共青人生产的羽绒服、羽绒被、羽绒枕头等系列制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外贸出口也全线飘红，先后出口到41个国家和地区。“六五”期间共青的羽绒工业产值达2.6亿元，实现利税3760万元，创汇8173万美元。“七五”期间羽绒工业产值14.5亿元，上交利润7062万元，出口创汇1.55亿美元。成几何级数增长的共青羽绒工业终于坐上了全国龙头老大的位置，同时也将共青的名字传扬到四面八方。
　　蒋仲平有着十分敏锐的商业头脑，非常善于捕捉商机。1974年春，他在南昌参加全国酿酒会议，省副食品公司有人和他闲谈时说到江西不产葡萄酒，每年要从北方调进6000多吨，如果江西有家葡萄酒厂，一年可以省下大笔运费。蒋仲平马上想到垦殖场几百亩光秃秃的黄土岗，为什么不能种葡萄，生产葡萄酒呢?有了这念头，会议期间他放弃一切其它活动，跟在北京葡萄酒厂厂长身边，打听个没完。晚上睡在床上，别人进入梦乡了，他还睁着眼在盘算：一亩葡萄园能产1000多斤葡萄，两斤葡萄出一斤汁，一斤汁可酿两斤高级葡萄酒。这一年的秋天，蒋仲平乘车北上，北京的东郊、西郊葡萄酒厂，青岛、烟台的葡萄酒厂都留下他的足迹。通过考察他发现葡萄在我国北方栽种有一千多年历史，但在南方大面积栽种行不行?品质有没有保证?他决定先搞十几亩小葡萄园试验。他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这年的冬天他就带领十几个小伙子，把一块土洼地改造成10亩葡萄园，第二年春，运来康拜尔葡萄苗栽下。蒋仲平又从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请来葡萄专家，签订科技协作合同，由北京植物园提供全面技术支持，走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路子。几年后，垦殖场建起了6000亩葡萄园，还发动毗邻的乡村栽种了1000多亩葡萄，垦殖场提供种苗和技术，负责回收葡萄，全场年收获优质葡萄20多万斤。1983年，他们开始在原有的共青酒厂内，采用低温发酵工艺，生产全汁葡萄酒。第二年，他们又与北京葡萄酒厂组建联营公司，通过对葡萄酒酿造技术和配方的不断改进，新品种逐年增加，先后生产出半干白葡萄酒，陈酿的葡萄酒，甜红葡萄酒等系列产品。葡萄酒年产量从刚开始的143吨，到1990年时已达3227吨。其陈酿的葡萄酒色香味俱佳，获1987年全国农垦系统酒类评比第一名，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红葡萄酒在1988年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获银质奖。这个酒厂不仅生产葡萄酒，还生产香槟酒、猕猴桃酒、啤酒、白酒和酒精，是共青继羽绒厂之后又一骨干企业。
　　有人说蒋仲平办企业是手里拿着一个，眼睛盯着一个，脑子里又想着一个。在经营板鸭厂的同时，他又办起了味蛋厂，并且将鸭子外五件(两只鸭翅、两只鸭蹼、鸭舌)和内三件(鸭心、鸭肝、鸭肫)全部腌制包装出口；在办羽绒厂时他综合利用，将羽毛制成羽毛球、羽毛扇、羽毛画，下脚料做成高蛋白羽毛粉饲料，这些产品大部分也提供出口。1983年，在与上海经济协作中，蒋仲平又果断拍板“借鸡生蛋”，与上海钢琴厂联合创办乐器厂，引进上海钢琴生产技术和关键材料，在机械厂内新上一条风琴生产线，1984年生产风琴3000架，1985年生产4500架，产品全部由上海文教用品公司经销。不久发展到能生产六种型号的风琴和儿童钢琴，总产量是当时全国的四分之一，成为国内最大的教学用风琴生产专业厂家。
　　畜牧生产一直是垦殖场传统项目，这一块蒋仲平始终抓住不放。1981年，投资250万元建起了年产十万只蛋鸡的机械化养鸡场；兴建了26幢，1.1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养猪场，可年养猪5000头，并被外经贸部确定为瘦肉型猪出口基地，生产的瘦肉型猪直接销往香港市场。
　　随着经济的发展，共青垦殖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上级也几次将附近的乡村、山场、湖滩划归垦殖场。垦殖场地盘在扩大，企业在增加，人口在增多，于是蒋仲平从1979年开始了把场部驻地建成一个小城镇的规划建设。经过五年时间的努力，昔日钉螺为患，野兽出没的不毛之地崛起一座新型的小城镇。从公园式的青年之家到小巧玲珑的街心花园，从住宅小区到必要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1983年，垦殖场先后建起了35幢职工宿舍楼，全场百分之七十的职工告别了棚户搬进了新居。而创建共青的领头人蒋仲平却一直住在旧平房里，老房子低矮潮湿，每到梅雨季节，到处湿得冒水，霉味扑鼻。每次分房时，许多人都劝他搬进新房，但他坚持说：等到全场职工都住进新房，我才最后一个搬家。蒋仲平在共青是个人人知道的大忙人，每天从早晨七点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他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始终处在高速运转状态，带领着共青人不仅从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而且把共青的事业带入到一个蒸蒸日上，繁花似锦的佳境。
　　共青的事业开始倍受世人关注。垦殖场多次被国家农垦部授予年度农垦系统红旗单位，被团中央授予“新长征突击队标兵”称号。198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两次向全国读者推荐《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风雨共青路》和《昆仑》杂志刊登的《共青畅想曲》两篇反映共青人艰苦创业的报告文学，以及中央新闻纪录片——《啊，共青人》。1986年，根据共青人创业原型创作的6集电视连续剧《青春无悔》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立即引起重视，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亲自撰文介绍此剧，胡耀邦称赞这部电视剧题材不错，就是要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教育，他还要求他的全家人都看看这部电视剧。
　　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总书记再次来到共青视察。此时，共青产值已达6亿多，拥有全国最大的羽绒厂和江南最大的低度饮料酒厂，有十几个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场区人口增加到3万人，一个现代化新型小城镇初步建成。胡耀邦听后十分高兴，他说：“这叫‘星星之火’，如果江西有这么100个点，就是600亿，那就不是翻一番了。”午餐后，胡耀邦与17位老垦荒队员合影留念，他说：“17个加我一个，共18个，18棵老松，我们是‘垦友’，是‘棚友’”。他再次欣然题写了“共青城”三个大字。1985年是共青垦荒30周年，根据胡耀邦的建议，共青人把垦荒30年庆祝会改为垦荒30年回忆联欢会。会前，胡耀邦给垦殖场亲笔写来了充满激情的贺信：
　　亲爱的共青垦殖场的同志们：
　　在你们为了祖国振兴而坚持垦荒整整三十个春秋的时候，我高兴的向你们和你们的亲人表示热烈、诚挚的祝贺！
　　三十年前，你们中间的老一代人响应党的号召，高举向困难进军的旗帜，发扬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的垦荒精神，勇敢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十年来，你们在鄱阳湖畔的荒滩野岭上安家落户，生根开花，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建了生机勃勃、繁荣富裕的共青城。这是中国青年的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创举。
　　今天，在我们党领导十亿人民进行改变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仍然需要大力发扬你们这种极可宝贵的垦荒精神。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的当代中国青年，都应该从你们的奋斗历程中悟出一个不朽的真理：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用双手去开辟。让我们继往开来，再展宏图，一往无前地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英勇奋斗！
　　祝共青城的创业者们继续奋发进取，建功立业！
　　                              胡耀邦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胡耀邦两次到共青视察，三次为共青题词，对共青垦殖场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逝世后，夫人李昭根据他的遗愿，经中央批准，将他安葬在共青城。1989年5月2日，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女儿李恒，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等人来到共青城为胡耀邦墓选址。对耀邦怀有深厚情感的共青人本打算将自己最好的地方——七墩林作为其墓地，但胡耀邦家人不同意违背耀邦生前的一贯原则，最终选择的是一座荒山。此地虽是垦殖场的最高点，面向浩瀚的鄱阳湖，却是一座光秃秃的红土山坡。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及子女反复强调不要大兴土木，但共青人坚持要为自己敬仰的领袖建一座墓地，并请专家先后设计了6个方案，胡耀邦家人选择了其中最简洁的一个，并将小山包命名为富华山，寓意耀邦一生追求——富我中华!1990年11月墓区主体工程完成，墓碑是用3块芝麻白花岗石拼成，呈直角三角形，直角向上，像征旗帜的一角。碑面右上方是胡耀邦侧面浮雕头像，由左下向右上，依次刻有少年先锋队队徽，共青团团徽和中国共产党党徽，象征胡耀邦人生的三个重要历程。主碑是6块墨晶玉花岗石，镌刻着由中共中央撰写的《胡耀邦生平》，墓地后半圆形山坡上植满参天龙柏。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骨灰由专机送抵江西九江，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胡耀邦夫人及全家等60余人护送安葬。灵车通过共青城时，全场群众自发佩戴白花，肃立在十里长街两旁，200名垦殖场代表和40名少先队员在墓地迎接。
　　1983年12月15日，《江西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创业者的足迹——记德安县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兼场长蒋仲平》，在江西全省引起很大反响，蒋仲平被誉为改革路上带头人。1984年6月，他被江西省政府授予“企业改革家”称号，荣获 “改革贡献奖”。这一年的10月，他当选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并参加了国庆35周年庆典活动，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也是这一年的7月，蒋仲平升任中共南昌市委副书记，历史把他推上一个更为广阔的大舞台。其后，他担任过南昌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市长，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副省长，2003年起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仲平在任南昌市长期间，同样有许多浓墨重彩，可圈可点的政绩，他主持改造沿江路等旧城区；领导参与南昌火车站、昌北飞机场等交通枢纽的规划与建设；兴建南昌大桥；建造了20多座市内立交桥，极大改善了南昌的交通状况，连上海市政府都前来参观取经。他还领导和组织创办国家级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主持参与重建江南名楼“滕王阁”。改革的过程，必然是在崎岖山路登攀的过程。在改革中，他也经历过人生最严峻的政治考验。但他始终襟怀坦白、乐观向上，保持坚强的毅力和宽阔的胸襟。到省政府工作后，他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工作，协助省长抓流通和对外开放等工作，同样以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勇气推进商贸改革，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省际合作。
　　说到蒋仲平，还有一点是不可遗漏的，那就是他的书法艺术。蒋仲平幼年读私塾时跟着老先生练毛笔字，从此他对中国书法艺术痴迷不改，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也无论日后公务如何繁忙，这个兴趣雅好，一直没有丢弃荒废。1985年他报名参加为期三年的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法专业学习，系统学习了书法理论和技巧。1996年他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如今他是中国书画界联合会书法艺术研究院艺委会常务理事，江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江西省工艺美术协会名誉理事长。几十年来，蒋仲平对书法艺术孜孜不倦地追求探索，心追手摹名贴古碑，临池不辍，乐此不疲。他潜心研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会古今。他主攻颜体、柳体、魏碑，兼攻篆隶，尤擅行草。他的书法艺术风格行家评论为：吸颜体浑厚挺拔、开阔雄伟之精气，纳魏碑结构严整、笔力强劲之神韵，运重笔大胆不俗，行轻笔绵里藏针，字体粗犷奔放，气势磅礴。这与他热情豪爽，干事果敢的品格完全一致，真乃字如其人也。多年来，蒋仲平有许多作品参加各类大展，被收编成集。他的作品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书画名家作品集》、《首届中国市长书法大赛作品选集》、《中国书法家选集》、《中韩书画名家大词典》等，200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蒋仲平书法集》。他还荣获“99’中国百杰书法家”称号。2000年10月，他的书法作品通过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研究中心品质部ISC2000艺术品价值标准评定。采访中，江西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告诉我，蒋仲平书法作品2000年评定时即为每平方尺1万元，如今至少在每平方尺1.2万元以上。
　　江西景德镇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的瓷都。蒋仲平一直有创作瓷板书法作品的心愿，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他经过潜心研究，采用釉下彩的方法终于烧制出精美的瓷板书法作品，并分别获得第六、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特别荣誉奖。从2005年开始，他又着手创作大幅瓷板书法作品。用毛笔在滞涩的胎土泥板上写字，绝非在宣纸上那么挥洒自如，尤其是大字更难。蒋仲平通过摸索掌握了运笔的特殊技巧，但写成的瓷板入窑烧制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先后烧坏了4次。蒋仲平毫不气馁，他和窑工师傅们一道找原因，想对策，终于在2006年6月第5次烧制成功。当我们站立在巨幅青花釉下彩瓷板书法作品《沁园春·雪》面前，望着蒋仲平那苍劲豪迈的字体，看着书法和制瓷两种艺术形式完美的结合，确实心头为之一震，叹为观止。这幅作品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授予“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蒋仲平是个感情丰富，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人。1991年安徽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含山也是多处圩口溃破，灾情十分严重。当时身为南昌市长的蒋仲平得知家乡灾情后，内心十分焦急，牵挂着父老乡亲，他立即组织一些企业捐赠救灾物资，装了满满30辆卡车运到巢湖地区行署，其中钢材、脱粒机等价值30多万元的救灾物资送到了含山。他在共青垦殖场当场长时，接纳了许多安徽人，仅含山、和县、无为三县就达1500多人，其中含山有700多人，在来自全国304个县市人员中占第三位。每当聚会有安徽人在场时，蒋仲平总是说：“我们是安徽老乡，我是含山人，在外我没有给家乡丢脸。”
　　在共青采访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提起共青的今天，人人都倍感自豪；提起蒋仲平，人人都赞叹不已，称他是共青的功臣。而今共青城已经走过了50余年历程，当年的弱小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50年薪火传承，50年风雨兼程，50年披荆斩棘，50年改天换地，是蒋仲平带领共青人艰苦创业，培育出鄱阳湖畔这颗明珠，并让它放射出熠熠夺目的光彩。